【学术访谈】改革开放40 年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与当前的“两极失衡”——冒荣教授专访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曾有三波突进式的规模扩张，其间高校本专科招生数年平均增长率都在20%以上；第一波是20 世纪80 年代前半期，第二波是20 世纪90 年代初,第三波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这种阶梯型发展的原因，不能简单归因于主管部门相关政策导向的阶段性变化，深层的原因来自高等教育发展中多重张力特别是高等教育面临的教育需求和人力需求之间的矛盾作用。而这种突进式的规模扩张，从客观效果和国际比较来看，并不同于当年的“大跃进”，理性的激情绝不等于盲目的狂热。当前所以存在 “就业难”和“用工荒”并存的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基本原因之一是由于多年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现阶段基础教育规模的萎缩；而从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看，在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这又将是一个常态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然途径是促进较高学历劳动力对较低学历劳动力的替代。为此，不仅需要高等教育的供给侧改革，还需要在推进社会平等上的努力去突破这种替代中的制度性障碍。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众化；规模扩张；大学生就业；供给侧改革

作者简介：冒荣（1949—），男，江苏如东人，博士，常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张焱（1975—），女，江苏如皋人，博士，南京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已然进入后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如何协调满足更多人的教育需求和适应社会生产对人力需求这一对矛盾成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当前，“就业难”和“用工荒”问题并存，正反映了教育对劳动力再生产的供给结构与社会劳动力需求结构之间的一种“两极失衡”。冒荣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围绕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后大众化阶段面临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应苏州大学学报之邀，围绕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有关问题，张焱研究员（以下简称“张”）对冒荣教授（以下简称“冒”）进行了专访。

张：改革开放至今已经40年，您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此后又一直在高校工作，可以说见证了这40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而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又一直是您研究的一个着力点，因此想请您谈谈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看法，特别是规模扩张问题。由于社会上“就业难”和“用工荒”并存的困境，总有人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太快。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地看待这一问题呢？

冒：改革开放40 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化无疑是极其巨大的。从高校招生规模来说，1977年恢复高考，全国考生573 万人，高校招生奋力一拼，招了27 万人，而2017年全国普通本专科招生761.5万人，是40 年前的28倍；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来看，197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7%，这可能还高估了一些，而2017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5.7%，约为1978 年的17倍。前后比照,惊天之变,不由得让人想起毛主席老人家的那首词：“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张： 这样快的发展是不是“大跃进”呢？

冒：如果“大跃进”只是指一种打破常规的快速发展，40 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中，在某些时间段上的突进式发展也许可以说包含了“大跃进”成分。

从40年来高校招生数变化来看，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时期，差不多前20 年一个时期，后20 年一个时期。从1977年至1998年，这段时间，规模增长相对比较平稳，高校招生数从27万人增加到108万人，恰好翻了两番，增长3倍；自1999年大规模扩招后，规模急剧增大，到2017年，招生数比1998年增长了6 倍。

但如果从历年招生数比上年增长比例的变化来看，后一时期的突进式发展只是在其前段时间，后面增长已趋平缓，而前一时期也包含着那种招生数年增长比例较大的突进式发展时段。

1977 年恢复高考招生27 万人，与1976 年高校招生21.5 万人相比增幅是25.6%，1978 年扩招到40.2万人，增幅约48.9%，但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因为要为大量往届高中毕业生提供一定上大学的机会；1978 年，高考报名人数比1977 年还多，达610 万。1979 年后，往届高中毕业生报考人数明显减少，因而高校招生数1979 年回落到27.5万，减幅逾30%，其后两年也在28万人左右。除去这一特殊时期，从20世纪80 年代至今,那种突进式的发展实际上有三个时段。

第一个时段是20 世纪80 年代前半期，1982 年至1985年的4年间,高校本专科招生数从1981年的27.9 万增长至61.9 万,平均年增长率为22%；但1985 年后6 年间，高校本专科生招生数只在62万左右振荡徘徊,至1991年,只比1985 年多了900人，平均年增长率几近于零。

第二个时段是20 世纪90 年代初，从1991年至1992年；高校本专科生招生数从62万增加到75.4万，1993 年又增至92.4万，两年增幅平均也为22%。但从1993 年到1998年，5 年间高校本专科招生数仅增加16 万人，平均年增加率为3.3%。

第三个时段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1999年高校本专科大规模扩招，当年增招51.3 万人,增幅达47.3%，其后招生人数一路飙升，至2005年招生数达504.5 万,但年增长比例渐次下降,至2005年,增幅减至12.8%。从2006 年后，年增长率降至10%以下，2011年以后则只在1%~3%。从1999年至2005 年7年间，平均年增长率为25%;而2006年至2017年的12 年, 平均年增长率为3.5%；其中2011年至2017年平均年增长率仅为2%。但由于基数已经很大，从2005 年至2017 年，虽然招生数增长总幅度只为50 %，增长总量仍超过250 万人。

张：从几十年来高校招生数变化来看,并不是那种起伏型的,也许可以说是阶梯型的增长,但从增长比例变化来看,却存在着震荡和摇摆，这是什么原因呢?

冒：直接的原因，毫无疑问是主管部门有关政策导向的阶段性变化；但深层的原因，还是来自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所存在的多重张力的矛盾作用。

就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功能而言，高等教育面临着双重市场需求，一重是人们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这可以说是“教育需求”或“个人需求”；另一重是劳动力市场上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的需求，这可以说是“人力需求”或“人才需求”，我们常说它是“社会需求”——应该说是一种狭义的社会需求。

这两种需求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教育需求会受到人力需求的影响和制约，因为人力需求会直接影响教育的个人收益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又影响到高等教育办学条件和个人成本，这些都会影响对高等教育的个人需求。另一方面，教育需求也会对人力需求产生一定的反弹作用，因为教育需求的增长，会促进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增加，而由于高学历人才的增长，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推动某些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对高等教育新的人力需求。

但这两种需求又有着多方面的不同特性。虽然它们都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但所受制约的程度却有差异。高等教育面临的教育需求通常会处于不断增长和持续上升中，不大会因经济波动而出现明显涨落；而人力需求则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更严格的制约，会随经济波动而涨落。因而从变化特性来看，前者对于经济发展多是一种刚性需求，后者则多是一种弹性需求。如果从时间特性来看，高等教育通过对受教育者的教育需求的供给，满足社会的人力需求，由于一定的人才培养周期，高等教育办学活动中面对的教育需求是一种现时需求，它要满足的人力需求则是一种预期需求，它与教育需求有一定时间差，也不可避免地包含某些不确定因素。再从数量特性看，在我国，由于传统文化和现行的户籍、人事、福利等制度的影响，在较多情况下，高等教育面对的教育需求往往是在相当程度上大于高等教育供给能力和人力需求的一种过剩需求或过度需求，而人力需求则相对来说是一种短缺需求或不足需求。

除了高等教育的入学需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力需求会直接影响高等教育的规模以外，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能力和高等学校自我发展的需求，对高等教育规模变化也会有重要影响，因而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中会受到这四重张力的作用，相关的决策需要在对教育需求的满足度、与人力需求的契合度、社会投入的支撑度和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促进度这四个维度上寻求平衡点，但实际决策中有时会偏重某一方面，而这种偏重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在偏重教育需求与偏重人力需求之间的变化，就往往会引起那种招生增长比例的震荡和摇摆。

张：能否具体谈谈这三个时段上高等教育规模突进式扩张的原因呢？

冒：40 年来高等教育入学需求一直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主要张力，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增长，除了这一推力外，还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废俱兴、百业待举的局面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但由于当时高等教育的投入还基本上是单一的国家财政渠道，同时，恢复高考制度后招收的大学生已有数届毕业，社会上人才匮乏的矛盾逐渐缓和，因而逐步出现了高等教育投入不足和人才培养结构性过剩的问题。于是到8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的治理整顿，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不得不转到“稳定规模、优化结构”上。

1992年和1993 年我国高校招生数的急剧增长，则源于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开始转轨的刺激。1991年至1993年，两年中我国普通高校招生数从62.0万增至92.4万，增加了30.4万，而其中国家计划内招生数增加数不到1.3万，其余29 万多都是委托培养生和自费生。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当时社会上那种旺盛的高等教育入学需求期望得到进一步满足，而由于经济发展和大众收入水平的提高，许多家庭也有了这方面的支付能力。另一方面，20 世纪80年代后期的稳定规模，虽然对调整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必要，但又是以降低高校办学内在效益来换取外在效益的。20 世纪80年代前半期，普通高校招生数翻了一番多，学校数也从675所增至1 016所。到80 年代后期，由于稳定规模，高校招生人数都受到严格限制，以致许多高校办学达不到应有的规模效益。1990年，我国1 075所普通高校中，在校大学生5 000人以上的仅71所，1 000人以下的却有358所，超过1/3；全国高校生师比平均不到 6∶1。由于达不到规模效益，许多高校都急于通过扩大办学缓解经费短缺的困难和求得新的发展，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又正好为双方需求的啮合和交换提供了恰当的契机和合理化的基础。

当时在高等教育发展问题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针对我国社会高等教育入学需求极其旺盛而又远未满足，一些中高档生活用品普及程度已接近发达国家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却极其低下的现象，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滞后，要加快发展。另一种意见针对不少高校办学经费不足和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超前，应根据国家能对高等教育给予的财力支撑和社会能为大学毕业生提供的就业岗位加强控制。有关主管部门因为直接面临“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压力，加上当时又亟待解决高等教育体制方面的问题，容易倾向于后一种意见。这样，经过两年快速增长后，高等教育的发展便转而强调自我约束、稳定规模、偏紧控制和适度发展。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的大扩招，直接的起因是为了拉动内需。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一段时期，通货膨胀曾是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面临的一大问题。在经过几年调整基本解决这一问题后，又出现了物价低迷、就业不足的问题。根据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其原因是由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要扩大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必须努力刺激消费，扩大社会有效需求。而当时许多商品市场都已供大于求，高等教育市场却仍是供应远不能满足需求，而且高校扩招还可缓解就业压力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这样高等教育扩招就成为当时扩大社会有效需求的重要举措。

扩招政策的实施，也在于这一政策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现代社会学历对人们职业选择和经济收入的影响这两者的叠加，导致了我国社会中特别旺盛的高等教育入学需求。而以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来看，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上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20 世纪90年代初，我国人均GDP仅300美元左右，1997 年增加到860美元，1999年，一些经济发展较快地区人均GDP已超3 000美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大众对文化教育消费的支付能力的增强，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已日益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和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应该说，当时的那种突进式发展是得“天时”和“人和”的，因而也延续了较长时间。但同时，在快速发展中，很难从容不迫地协调平衡各种关系，也不可避免会产生许多新的矛盾，总需要转入平稳发展期使这些矛盾冲突得到较好调适。所以从2005 年后，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虽然继续保持增长趋势，但增长幅度锐减，已经逐步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时期。

张：人们所说的高等教育“大跃进”，主要指高等教育的第三波扩招，即从1993 年到1998年高校招生5年增加16 万人，平均每年递增3.2 万人。而1998年至2005年，高校本专科招生数7 年增加396万多人，平均每年增加56万多人，这是多大的手笔？多大的跃进？

冒：“大跃进”本是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1958 年“大跃进”虽然并非一无是处，但欲速不达的实际后果却使“大跃进”成了真理之川流过的错误沟渠，也成了当下话语中单凭主观意愿而背离客观规律、盲目、冒进、狂热、浮夸的代名词。而打破常规不等于背离客观规律，突进不等于冒进，理性的激情不等于盲目的狂热，因此我觉得不应以“大跃进”来指称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的突进式发展。

张：您怎么区分理性的激情与盲目的狂热呢？

冒：这当然有些困难，在任何突进式发展中，总可能会同时包含那种理性的激情与盲目的狂热，而且就像真理走过头会变成谬误一样，理性的激情被燃烧掉便可能转化为盲目的狂热。但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角度来看，还是可以从它们支配的行为导致的实际后果加以区分。

我们不妨看一下1958年“大跃进”前后我国高校招生数的变化。20 世纪50 年代前半段是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增长的时期，从1950 年到1956年，高校招生数从5.8 万增长到18.5万，1957 年不知是否反右的原因，高校招生数降至10.6 万，1958年，高校招生数猛增到26.5万，是上年的2.5倍，比当年全国高中毕业生数21.9万还多20%，随后的1959年和1960年，又分别增到27.4 万和32.3 万，但1961 年即回落到16.9万。1962年，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再减少到10.7 万，回到1957 年的水平。以后几年，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高校招生数逐年增加，到1965 年达到16.4 万，但仍低于1956 年的水平。

而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的突进式发展,却无疑加快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进程。20 世纪90年代初, 在许多人看来，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似乎还很遥远。1996年的《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中提出，到2010年18至21岁学龄人口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11％左右。据此预计，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5％的大众化目标要到2020年前后。然而由于这一波扩招，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15%，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间进程缩短了15～20年。而在这种突进式发展后，高校招生规模并未大起大落，仍呈持续增长趋势，现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可以说已经进入后大众化阶段。

当然，这一波突进式发展的积极意义并不限于此，它还推进了高等教育体制包括投入体制、办学体制和高校后勤体制等多方面的变革；促进了一个充满多样性和竞争性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也带来了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型，原来是“人力需求主导型”，即以满足人力需求为出发点，现在已转向“教育需求主导型”，即以更大程度地满足高等教育入学需求为出发点。

张：这样比较下来，似乎一个只是向上猛跳了一下，但又回到原地，可能还把下面的地基蹬坏了一些；另一个虽然步子也大，跑得也快，却实实在在登上了新的楼层。

冒：是的，也许后者稍慢一点会更稳当一些。这两者能够等同视之吗？另外，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不少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都曾伴同着高等教育规模的突进式发展。例如，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上半期，1955年人均GDP 275美元，1975年达3 807美元，20年间增长约13倍；其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期则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1949年在校大学生12.7万人，20世纪60年代末增至166万人，20年间也增长13倍。韩国1970年人均GDP 248美元，1986年达2 690美元，十余年间增长10倍，这段时期其高等教育规模也迅速扩张，1965年在校大学生15.5万人，1975年到1986年增至126.3万人，20年间翻了三番。我国2008 年人均GDP超过3 000美元，达到3 300美元左右，当年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2 149.3万人；相隔20 年前的1988年人均GDP约300美元左右，普通高校在校生206.6万人，20 年间人均GDP增长约10倍， 在校大学生数也增长近10 倍。

张：这几组数据相比较，是不是可以说，从稍长的时间段上看，近2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的发展虽然有些惊人，但其实仍是在正常范围之中的。

冒：是可以这么说，这也说明那种突进式发展是基于一种“合理决策”的,是理性的而并非盲目的。当然，在高等教育规模快速增长时期，在每一具体年份高等教育规模增幅究竟多大最好的问题上，也许还缺少深思熟虑或者说把握得不是恰到好处的分寸，因为实际决策往往只能是“合理决策”或者“满意决策”而并非“最优决策”。

张：毫无疑问，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似乎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老的没解决，新的又来了。这是否应了一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

冒：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正是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的必然现象，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联系多了，影响多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期望多了，关心多了，高等教育与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冲突自然会增多，也必然会有更多人对高等教育“说三道四”。

张：例如，这些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一直是媒体议论不休的问题，不少人认为“都是扩招惹的祸”，近年来，又有人认为“大学生就业难”是个伪命题，因为不是没有工作岗位，只是有些大学毕业生不愿去。不知您对这一问题有什么看法？

冒：去年我发表的那篇《两极失衡的困境与“大学梦”》，其实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大学生就业难绝不是一个“伪命题”，从改革开放40 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增长来看，由于高等教育面临的教育需求与人力需求的不同特性，高等教育规模增幅的钟摆现象总是连带着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从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至2017年，高校本专科毕业生数从84.8 万人增至768.5万人，18年间增长8 倍多，这不可避免会加剧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而由于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从“人力需求主导型”转向“教育需求主导型”，大学生就业难甚至不可避免会成为常态性的问题。当然，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断言“大学生就业难”是个伪命题，从动机上说其实是针对那种“都是扩招惹的祸”的埋怨的，言外之意是说高等教育发展并没有过度，不能把大学生就业难的账算在高等教育头上；从实际依据上说则是由于近年来出现的“用工荒”，这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另一边许多企业却难以招到所需工人。

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冒：“就业难”和“用工荒”的并存现象，从教育经济学角度看，反映了较高学历劳动力供给的过剩和较低学历劳动力供给的短缺，这可以说是教育对劳动力再生产的供给结构与社会劳动力需求结构之间的一种“两极失衡”。其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规模超前于社会人力需求的问题，有高校人才培养的学科、专业和层次等结构与社会人力需求结构之间不够契合的问题，有大学毕业生过多受传统就业观念影响的问题，另外，由于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和外出务工成本上升等带来的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回流，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一个基本原因则是人口的因素，即由于多年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现阶段基础教育规模的严重萎缩。

比较一下2000年至2017年我国高校招生数和初中招生数，可以看到，这段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增长时期，正是基础教育规模严重萎缩时期。从2000年至2015年，全国初中招生人数逐年递减，从2 295.6万降至1 411.0万,不到原来三分之二。2016年、2017年有所回升，分别增至 1 487.2 万和1 547.2 万，但2017年比2000年仍少740 多万；而高校本专科生招生数在这段时间则从220.6万增至768.5万,多了540多万，这一减一增,相差1 200多万，这就不能不导致较低学历劳动力供给的锐减。

再细致一点分析，根据1994年我国初中招生数、毛入学率和2000年高校本专科招生数和毕业生数，可以估算出2000年劳动力市场新增较低学历劳动力供给数约为2 000万，新增较低学历劳动力与较高学历劳动力人数之比为约为21∶1。根据2011年初中招生数、毛入学率和2017年高校本专科生招生人数和毕业生数,估算出的2017年劳动力市场新增较低学历劳动力供给人数约870万，比2000年减少1 100多万, 新增较低学历劳动力与较高学历劳动力人数之比约为1.2∶1。从21∶1到1.2∶1，17 年间，我国教育系统输出的新增劳动力的学历层次结构变化如此之大，这就不能不超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需求的劳动力结构变化，以致出现“就业难”与“用工荒”的两极失衡。

张：现在已经实行“二孩”政策, 出生人口会有所增加，以后还会出现这种两极失衡吗？

冒：从现实情况看，虽然近年来“二孩”政策的实行会使出生人口有所增加，但从现有的有关统计数据看，至少到2035年，劳动力供给数量与目前相比增长都十分有限。不妨以2006 年至2017 年小学招生人数估计相隔12 年的2018年至2029年新达劳动力年龄人数，以2012年至2017年出生人数估计相隔18年即2030年至2035 年新达劳动力年龄人数。这12 年小学招生数和这6 年的人口出生数都是1 600多万或1 700多万，其中2017年小学招生数最多，为1 766.6 万；2016年出生人口最多,为1 786 万。因而，即使高校招生数原地止步，在2035 年前教育系统输出的低学历劳动者的极限数也只在1 000万人左右。而如果高校招生数以1.5%的比例逐年递增，2035年高校本专科招生达990万, 新增较低学历劳动力与较高学历劳动力人数之比则会倒转成1∶1.2。

从一般趋势看，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后大众化阶段，由于高等教育入学率不断上升，较高学历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较低学历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总是难以避免会出现前者过剩后者不足的两极失衡。其实估算很简单，假设高等教育入学率是阶梯型上升的，即一段时间会稳定在一定水平上，过几年再上一个新台阶，当高等教育入学率处在50%这一台阶上时，新增较低学历劳动力与较高学历劳动力人数之比就差不多是1∶1；而一旦它上到60%的台阶，新增低高学历劳动力人数比就近于1∶1.5了。

张：那怎么摆脱这一困境呢？是不是可以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减小一些，这样两边拉拉平呢？

冒：在计划经济时代，在人力需求主导型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下，也许可以这么干。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教育需求主导型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下，特别是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增长的新时代，这种提议恐怕只会成众矢之的。

解决两极失衡问题，主要是两条途径，一是产业转型，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可减少对较低学历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对较高学历劳动力的需求；二是不同学历劳动力的替代，由较高学历劳动力替换较低学历劳动力充任原先他们的一些工作岗位。

张：这种替代怎样才能实现呢？

冒：较高学历劳动力替代较低学历劳动力，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前者充分具有后者的劳动技能，二是前者愿意接受后者当前的薪酬待遇。这种替代可以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消极型替代，它对有关生产领域其他生产要素配置和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明显影响，不致引起劳动力市场需求关系的变化；另一种是积极型替代，它将促进有关生产领域其他生产要素配置的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所在行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也导致劳动力市场对较高学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和对较低学历劳动力需求的减少。

要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需要克服两种障碍。一是技能性障碍，由于不同学校教育的差异，不少普通高校并无职校那种劳动技能训练，其毕业生可能并不充分具备某些较低学历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二是制度性障碍，即使较高学历劳动者充分具有较低学历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但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会使他们对这种替代持排拒态度。人们通常把劳动力市场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前者工资高、待遇好，后者相对工资低、待遇差。“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较高学历劳动者的就业市场多是一级劳动力市场，一般总不愿替代较低学历劳动力去二级市场。而在我国社会中，较高学历劳动力对较低学历劳动力的可替代性，因应试教育对青少年劳动教育的挤压而被弱化；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因现实中收入差距的拉大和双元化的社会福利制度而被强化。所以，这种替代中的技能性障碍和制度性障碍也更加突出，大学毕业生求职时的那种“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的恐惧也格外强烈，这其实也是导致那种两极失衡的另一层原因。

张：近年来，我国教育系统中的有关改革举措，如提出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求一些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等，是不是正是针对这种两极失衡，为较高学历劳动力替代较低学历劳动力克服障碍，创设条件呢？

冒：这些举措无疑有利于增强较高学历劳动力对较低学历劳动力的可替代性，促进这种替代，有利于解决“用工荒”和“就业难”的难题，也有利于促进某些行业的转型升级，可以说是我们应对两极失衡，提高教育系统的劳动力再生产输出与社会劳动力需求的契合度，增进劳动力有效供给不能不作出的选择，也正是高等教育系统的一种“供给侧”改革。

张：这些举措能够收到预期效果吗？例如，我们强调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其实也是为了受教育者以后能更好就业，但社会上有人对职业教育仍有一定偏见。近年来由于高校报考人数减少，招生“零投档”和新生报到率低的学校就多是高职院校，因为强调高中阶段中职普招生大体相当，为上普通高中“小升初”的择校现象变本加厉，去国外上中小学的也越来越多。是什么原因呢？

冒：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某种习性的延传或传统观念的影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两千多年来封建文化中那种鄙薄体力劳动的传统观念，导致了社会上对职业教育的习惯性歧视。但更重要的，还是“存在决定意识”，正如布尔迪厄所说：“场构造习性，习性是体现场的内在必要性的产物。”因为现实中存在着“蓝领”和“白领”、“高富帅“和“矮穷矬”、上层精英和低层草根之间的等级区隔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性分割。

我有时也总有一种疑惑。在高等教育精英化时代，我们曾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形容当时剧烈的高考竞争；今天，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后大众化时代，接受高等教育的通道已不是当年狭窄的独木桥，而是具有相当宽度和多条路径的立交桥，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机会有了极大增长，2017年普通高中毕业生775.73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496.88万人，而普通本专科招生761.49万人，绝大部分高中毕业生都有升学机会。为什么不但中学生的高考压力不见减轻，反而多了那些“魔鬼式”训练的“超级中学”？ 这些年来，我们一再强调要减轻中小学生负担，但为什么高考冲刺的竞争却竟然延展成“不输在起跑线上”的竞争？整个基础教育以至幼儿教育都被高考竞争所牵引。老师们、家长们都绷紧了神经，憋足了劲，使尽解数，推着孩子早学，多学，加码学， 玩命学，以致他们完全失去了青少年岁月应有的快乐。这值得吗？

但稍稍想一想，又有些释然了。说白了，都是因为要上“好大学”，以前过的是上大学的独木桥，而今要过的是上“好大学”的独木桥，因而便派生出那些畸形的学习竞争。有一本书《世界是平的》，但几十年来，由于社会等级区隔的形成和扩大，我们的社会结构却在向着金字塔型变化。高等教育在这样的社会场域中，它在多样化多层次发展中对多方面需求的适应，不可避免地会进行社会等级区隔的再生产。为了以后能在建构在诸多等级区隔基础之上的社会场域中占据相对有利的地位；受教育者就不得不拼命投入那种为获取文化资本的学习竞争，就会“得陇望蜀”，有希望上大学了，还要瞟着上“好大学”。

很显然，在一个有着许多等级区隔的社会场域中，如果只注意减少这种替代中的技能性障碍，而忽视在减少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性分割、消减社会等级区隔上的努力，虽然能在操作技术层面上提高那种可替代性，但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却反而会增强替代时的排拒性。因而，要实现这种替代，必须从减少技能性障碍和减少制度性障碍两方面双管齐下，特别是要让人能免除那种“入错行”的恐惧，这就必须要建立打破身份界限的公平合理的劳动人事制度和避免悬殊差距的健全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

张：这种替代，特别是那种消极性替代是不是一种学历贬值或者过度教育呢？

冒：以纯经济的眼光看，接受了高等教育但从事的工作却不一定需要高等教育学历，似乎是教育投资的浪费，因而这种指责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但高等教育的功能并不只是经济功能，它的根本目标还是在于人的发展。布尔迪厄曾指出：“真正民主的教育，是以使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尽可能全面和完整地，掌握尽可能多的形成某一特定时刻学校文化教育的能力为无条件目的的教育。”从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人的发展出发，这种替代其实寓含了一种历史必然性和一种社会进步，它正是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另类”标志；有了这种替代，才可能让“尽可能多的人”接受“尽可能全面和完整”的教育。

张：这种替代确实可以增进教育机会的平等，但从结果看呢？同样接受了高等教育，有人学以致用，有人却学非所用，这是否有违平等的原则呢？

冒：这是我们在谈论教育平等问题时所无法绕开的社会平等问题。由于社会等级区隔的存在，哪怕教育体系开拓出的机会平等之路再宽敞，它履行社会结构再生产的职能却使它难以绕开复制结果不平等的陷阱。这些年来，当听到有人痛诉由于社会阶层固化“寒门再难出贵子”时，我除了也感到痛心外又总感到一种难言的沉重：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的念叨和期盼还只是驻留在“寒门出贵子”上，而不是“门再无豪寒之分，子再无贵贱之别”的社会境界呢？高等教育进入后大众化时代，改变了原来教育的金字塔结构，也呼唤着社会结构的扁平化。因此，两极失衡困境的摆脱和普及化水平上人们的“大学梦”的实现，最终还是取决于我们消减社会等级区隔，推进社会平等的进程。这一进程快一些，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空间就会大一些。

本文出自《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99-107页，此处省略参考文献。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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